孙大勇这个角色，差不多是把婚后男人所有的问题集于一身，令人厌恶到极点，这样的角色塑造，固然能形成很强的戏剧张力，让两人的对手戏好看，同时也给李红的出走足够的说服力，但也难免会让角色有些符号化，让他成为这个故事里的罪魁祸首、最坏的人。

这是《出走的决心》做的表面文章，因此甚至会有人说这部电影“厌男”。事实上，绝大多数观众都没能看懂电影，《出走的决心》不是厌男，也不是批判孙大勇这样的个体，而是有更深的表达。

影片中，李红数十年如一日的操持这个家，她除了变老以外，什么都没变。

但孙大勇呢？李红回忆里的他和现实中的他有巨大变化。

他曾经是温柔的帅小伙儿，电话里许诺李红照顾他一辈子，李红下岗后结束两地分居，在那个年代他花重金给妻子做了个带镜子的衣柜。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对李红有尊重，也有爱。

所有婚姻，在谈恋爱和婚后初期，大抵都是这样恩爱有加，孙大勇不懂浪漫，他会对妻子买漂亮的花瓶、插上鲜花心生不悦，他是很典型的“经济适用男”，他会说一毛五一瓶的汽水贵，会对买菜钱精打细算、每天记账，对别人算计是抠，对自己也算计就是节俭。

豆瓣上有一条评论写的是“可怕的是看到很多网友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演的保守了。开玩笑说姜武演的不好，应该让自己爸来演。”

这条评论，说明孙大勇的巨变不是个例，放在他们那代人，甚至放在当下这代人都具有普适性，这也是电影能平等刺痛每个人的原因，同时也是电影想要表达的核心。

那就是，为什么“孙大勇们”会变成这样？

影片中李红不断地回忆，她回忆自己上大学的希望破灭、回忆父母对自己的态度、回忆和孙大勇从恋爱到结婚、回忆和女儿之间的对话……作为电影第二条主线，回忆部分的内容，作用一半是完整塑造李红，另一半，则是全景展现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以及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系统性的压迫。

李红这代人，出生赶上困难时期，家家都很穷；好不容赶上恢复高考可以上大学，但家里人口多往往可着男孩先读书；等到结婚生孩子了，又赶上计划生育要求只能生一个；终于日子有点奔头了，赶上下岗潮。

李红这一生，如果不是最终有了“出走的决心”，其实一切都被安排、被规划好了，注定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自己读不上大学、嫁不到一个好男人、没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于是有了孩子之后，就要一辈子劳碌。

男主外女主内似乎成了社会定式，女性总是自然而然的承担起操持家务、带孩子的任务，男人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孙大勇在家里招待亲友，忙里忙外的李红非但不能上桌吃饭，还要被逼着陪酒。

其实看完整部电影就会明白，导演尹丽川对孙大勇的塑造，绝非是对个体或群体的批判，她通过对李红为代表的女性一生的全景展现，告诉所有观众，她们这代人，从读书、就业、结婚、生子都在被安排、被推着走，把孩子带大了接着帮着带孙子、外孙，几十年眨眼过去，始终是为别人活着。

电影解决不了系统的问题，但至少提出了问题让观众反思，这已经很有意义了。希望《出走的决心》能吸引社会对女性更多关注和关爱，如果婚姻法的天平能向女性倾斜一点，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