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克雷伯、大卫·温格罗著《人类新史》

在出色地阐释了令父权制得以延续的动力学原理之后，约翰逊继续追问这种“控制—恐惧”的体制何以被人们——主要是男性——所选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男性的连接感比女性的要弱”（133页）。约翰逊在这里诉诸的似乎是一种稍显合理的本质主义，即男性在创造新生命的过程中，其与新生命的连接并不可见，以及身体构造上更容易无视自己的身体，“这让活着变得容易，仿佛人有可能脱离这样的节律，这是克服、超越并最终试图控制自我以及其余作为他者的一切的第一步”（133-134页）。

我们其实并不确切知道一种本质主义是否会比另一种更高明——男性对自我的疏离倾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然而这种疏离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父权制足够稳固的时期，大多数男性尚能通过对女性的支配获取充分的支持。然而随着父权制不再稳固、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剧变、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到今天因丧失外部支持而陷入绝望甚至走向极端的男性案例越发增多。日本匿名论坛2ch创立者西村博之将这一群体概括为“无敌之人”，这一概念得到临床心理医师斋藤环的肯定。在后者看来，导致“无敌之人”成为一种男性特定症候的关键即在于男性更容易接受压迫性的制度结构，“责任在你自己，你痛苦是因为你自己不行”（[日]斋藤环：《自伤自恋的精神分析》，顾小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第16页），进而封闭自我，以自伤的方式寻求自恋的逆向实现，直至难以支撑，造成对自体或他者的暴力伤害。对此斋藤环的建议是自体需要尽可能“与环境或关系之间建立起一种能支撑自体的关系”（同上，182页）——这一建议恰恰与父权制对男性的要求“靠自己”背道而驰。

“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拆解父权制的女性主义进路

到这里我们已经发现，父权制作为一种体制不仅压迫女性，同样也对男性有害。然而正是因为父权制许诺了“照护”的特权，使得男性趋之若鹜，才导致它最终固定成为“最小阻力路径”。或者我们可以用“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这一格言重新理解“屠龙少年”的故事。纵然少年能够识别“控制—恐怖”的封闭循环戕害了自由意志，然而当他完成了屠龙大业，他并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替代选项，只能等待盖茨比式的结局再度降临——“于是我们拼尽全力逆势向前，最终回到了过去”。

为了另觅新路，约翰逊开始探讨女性主义，因为女性主义者似乎天生可以对父权制的诱惑免疫——然而这里仍有例外。实际上“主宰者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宰者的房子”这句话，本是黑人女性主义作家、活动家奥黛丽·洛德对于一些女性主义者试图沿用父权制权力工具（压迫、歧视、基于等级秩序的“自由主义”）的批判（见Audre Lorde，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Penguin Classics，2018）。约翰逊延续了这一讨论，指出日后以娜奥米·沃尔夫为代表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分化产生的权力女性主义——“可以利用父权制形式的权力与支配来清除父权制”（212页）——存在根本问题，即“沃尔夫所关切的不是拆除主宰者的房子，而是如何破门而入”（213页）。换言之，这一类女性主义者并不反对“屠龙少年”的故事继续重复，只要求把“少年”换成“少女”，或是男女各半的“政治正确”。

权力女性主义渴望接替父权继续其运作，而其源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则是“很少谈及父权制如何组织竞争性的男性同盟关系和对女性的压迫，所以它的关注点只落在压迫造成的结果，而没有检视产生压迫的体制”（214页）。约翰逊再一次以他作为社会学家的观察，要求人们“见树又见林”，“在父权制条件下参与世界的自由，只是非父权制的选项被父权文化所隐藏时的自由”（同上）。基于此，约翰逊更赞同将矛头对准父权制的激进女性主义，然而也正是因为其目标明确且杀伐果决，“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主流当中几乎是看不见的，除了偶尔有一些最具挑衅性的表达被摘录和曲解，或观点被断章取义”（223页）。

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同样看到了问题关键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女性主义认为今天女性所受的压迫更多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动力学相关”（227页）。在约翰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局限在于没有看到父权制影响的全面性，而仅仅是“利用他们最为熟悉的框架，将男性特权塞入一个相对狭窄的资产阶级关系的框架中”（229页），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对父权制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这的确是重要的发现”（同上）。他们的发现其实不止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如上野千鹤子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寻求女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父权制”语境的脱榫。“女权主义者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之后，他们才第一次收获了男性字典中没有的概念……当‘男性所做之事可以用女性的语言使之相对化’这种行为成为可能之时，处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中的女性经验才可能找到另一种选择”（[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246-247页）。

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产生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父权制不仅关乎性别，而且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方面紧密相关”（230-231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其实已经与约翰逊的观点基本重合，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并非泾渭分明，这或许会让人想到艾丽斯·沃克在其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拼布被子”——包容、暧昧，同时又无比坚韧且日常可用。实际上，女性主义与父权制的根本不同，即在于它绝不是时刻主张自己唯一合法性的体制，而是驱散此类经由循环论证生成之阴霾的一线光明。“一旦我们接受了父权制存在的现实，我们就打开了一扇单向度的门；一旦我们穿过这扇门进入另一头，女性主义就是我们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及今后要怎么做的最光明的希望。”（182页）

日常的，太日常的——想象“时间恒常”

然而，也仅仅是希望。父权制的日常荼毒实在太深，于是拆解它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即便我们跟随约翰逊的论述完成了“两步走”——理解了问题的走向，并且掌握了改变现状的工具——我们也只能回到日常，逐一面对复杂且厚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意底牢结”）枷锁。于是在《性别打结》的后半部分，约翰逊开始具体剖析父权制的日常表现。从流行文化（“许多人抱怨《末路狂花》中的反派角色让男人显得很恶劣……看来我们有一套双重标准：只有当反派角色为强调其他男人的英雄主义而服务时，将男人刻画成恶棍才是可接受的”[253页]）、财富神话（“尽管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另一些人完成的……我们被告知，唐纳德·特朗普‘建造’了特朗普大厦，就像世纪之交的强盗大亨们‘建造’了铁路和钢铁厂”[263页]），到男性对于性的困惑（“他们搞不清楚虐待的性与非虐待的性，分不清什么是性骚扰，什么不是性骚扰……父权制鼓励男人切断所有把自己当作肉身化的性存在的感觉，男性异性恋行为成了男人身体以外的某种东西”[275页]），再到关于暴力、战争与国家霸权迷思（“美国故事的关注点不仅仅是男人，而且是男性视角下的国家力量、自豪感、优越感和例外性，是支配世界和无拘无束行事的自由和权力……把男性暴力当作美国国家意志的工具以及伟大国民性的标尺这一观念，几乎始终占据主流”[426-427页]）。

至此，对父权制最好的譬喻，其实并非绳结，而是本书开头便给出的那棵“父权制之树”（32页）。它的根系——作为核心原则的对控制的痴迷、男性支配、男性认同、男性中心——已然太深。值得庆幸的或许是经由本书，我们得以确认自己的角色：我们是身不由已的叶子，生来便长在这棵树上，“我们无法避免参与父权制。从我们来到世上那一刻起，它就被传给了我们”（同上）；然而“我们远远不只是被动的树叶”（33页），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参与其中。

果真如此吗？尽管约翰逊对我们被迫接受的这份“父权制遗产”做出了精彩的剖析，也对我们可能采用的改善其影响的女性主义工具进行了介绍，但他其实未能对于“拆解性别之结”给出有效方案。到本书最后，拆解工作也只能化作日常实践，“当我们公开放弃一条最小阻力路径，我们就增加了走在这条路上的其他人的阻力，因为此时他们必须在他们的选择和他们所见的我们的举动之间进行调和”（447页）。同时约翰逊鼓励我们像婴儿学习“物体恒常性”——看不见的物体依然存在——那样，想象一种“时间恒常性”，“即便我们未必能看到，有意义的变化也会发生”（442页）。